中华八千年文明史探源梁州历史文化源流

　　“在文明发源地讲文明，在历史发生地讲历史” 是姬英明于2018年冬至发起“中华八千年文明史探源”的核心宗旨。本月初，《姬氏道德经》、《姬氏祖传经》传承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姬英明先生在延续前十三期探源后，第十四期探源来到了华夏九州之一的梁州核心地带，为古梁州现四川的历史文化源流做一次正本清源的全面梳理。记者根据多方可靠的考古资料了解，四川最早的古文化是系统性来源于马家窑文化。姬英明一行从马家窑文化南下入川的早期遗址阿坝州茂县营盘山遗址，到成都平原的宝墩古城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等进行了全面的探源考察。本次探源得到了四川文化界与企业界的欢迎与支持。随同探源考察的还有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馆员韩鸿业、山东财经大学副教授刘兴明、山东中医药大学讲师侯玉涛、山东大学易学博士张晓周、山东大学管理学博士李海石，以及来自北京、山东、陕西、江苏、重庆、甘肃等大学的研究生同仁，组成十三人的考察团，对古“华夏九州”之一的梁州区域历史文化源流，做了一次全面的梳理。

　　“自从去年9.28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考古和习主席多次对考古工作的重要讲话后，百年无人问津的小众学科，一下子成为了热门显学，尤其是今年初央视等媒体对三星堆遗址发掘的直播，一下子带火了三星堆的出土文物。这一段时间，有很多不专业的、有知识没文化的人，对三星堆文物是“外星人”或“外来文化”的言论，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小的妄言剧本，企图把古梁州文化遗产划出华夏文明的核心历史文化圈!岂不知梁州是夏禹王在四千多年前所划的九州“雍梁冀豫兖青徐扬荆”的第二大州，也不知三星堆遗址是晚于夏初的遗址，故而我们这次要以遗址出土文物和历史传承，理清四川一带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是本次探源的终极目的”姬英明说：古华夏梁州的区域，是今四川、重庆和陕西岭南汉中一带，其历史文化来源是非常清楚而确凿的，因为地理原因，几乎是单线形成的!我以祖上对华夏文明发展脉络的传承，再以考古出土文物证据，为大众梳理一下梁州一域的文明发展脉络：梁州最早的古人是从雍州聖龙山(陇山)西南一带，即大地湾及马家窑文化的一支，沿岷江南下到茂县营盘山一带的，距今有5500年左右——4500年，而且这三处古遗址的海拔，几乎都在1600米这么一个高度上，甚是具有特别性。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轩辕黄帝一统天下的信史时代(从古史《逸周书》和《史记》的角度观，从轩辕黄帝开始中华就进入了信史时代)的颛顼帝时期，因为轩辕黄帝之妻、颛顼帝的祖母是伏羲皇陵西一带的大族之女(即马家窑文化一带的古人)，故而颛顼帝给祖母娘家人一些封赏与支持，将他们从营盘山遗址的山沟里迁出，建立了宝敦古城遗址及4550年前——4100年前的多个古遗址。成为了成都平原上第一批合法居住者。而后，到夏禹王成为天下之主而划治九州的夏朝时，颛顼帝时期所封的地方诸侯绪统者，被夏禹王新封的梁州长官新贵族所替代——这也是宝墩古城等遗址全面性衰落截止的真正原因。夏禹王新封的梁州长官新贵族的崛起，有距今3800年前——3000年前的广汉三星堆遗址为证。

　　姬英明说：世人所惊愕的三星堆文化古怪，这应该与古马家窑人和颛顼帝所封的管理人及夏禹王和殷湯王所封的梁州管理人，以及荆州赤帝及九黎人，经过上千年的融合影响，以及自从夏朝开始，梁州逐渐离华族新中心豫州的原因有关(黄帝时期的华族中心在雍州)，逐渐地失去了对中心文化“九鼎八簋”的崇拜，使三星堆文化变成了“拟人化”的傻大憨“人型神”崇拜(各种大小不一的木头人戴青铜面具)，但从三星堆出土的最有代表性器物(文化界称“神树”，实则是古华夏人的宇宙观表达)——“三重天(三节的圆云盘为三重天界的表达)及十天干(十只向上的朱雀为天干)十二地支(十二只倒悬背负球型的地凤为地支)与通天神龙”的诸多华文化元素来观，古梁州人丢失了正统的祭祀仪轨，但没有丢失华夏文明的正统宇宙观。三星堆文物的确非常博眼球，但从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观，就清楚很多了!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物，也有早一些的，但发达期是3200年前，埋葬于3000年前。那么三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大事吗?《尚书》载“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商战于牧野，作《牧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据众所周知的史料记载，在3100年前的周武王伐商纣时，作为太华山之南的汉中宝山遗址的蜀人，因助周武王克商而被封侯爵至梁州中心地带。蜀侯以助周伐商“十方国”之一的胜利者姿势及“侯爵”高位，继而从老家古蜀迁徙至梁州中心地带建立了以“金沙遗址”为中心的蜀国。因蜀侯是周天子封到梁州的最高诸侯，比封到茂县的“与子国”(子爵)及梁州境内的其他小诸侯爵位高多了。历史即人性!周王朝的梁州新贵蜀侯，必然要收拾夏商时封分的老贵族了——来自华阳之南的新贵蜀侯，埋葬了夏商所封的老贵族三星堆人的信仰和文化。蜀侯为了更好地从信仰上统治三星堆人，还仿制了三星堆人崇拜的“神人”金面具戴到自己脸上，金沙遗址出土的人类可带金面具，就是最好的证据，这也宣告三星堆人的文化死亡!因此我多次强调，今天的四川一带最早不是古蜀地，三星堆人更不是古蜀人，而埋葬三星堆文化的才是来自华阳之南的古蜀人。历史文化的定名，在没有搞清楚之前，千万不要“认贼作父”，否则会贻笑大方的。关于蜀人的历史，在《史记》和《华阳国志》里，记载的非常清楚。《蜀志》“周失其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从《史记》和《华阳国志》等史证记载来观，我们可以轻易地知道来自华阳之南蜀人发展的过程——因蜀人助周伐商，被周王朝封到梁州中心为蜀侯。在西周时期，蜀人一边以为周天子守土的正行，打压其他梁州小诸侯，一边壮大自己的势力，到西周失绪，周天子政权迁徙至东周雒邑后，蜀侯蚕丛马上把梁州通往雍州宗周的华阳蜀道关闭，始称蜀王。蜀侯从前770年开始称蜀王，传十二王至周慎王五年时，被秦王所派的司马错等在前316年，以“神牛之计”灭之!秦在古梁州地设立巴郡、蜀郡、汉中郡和三十一县。至此，自绝于周王朝而自立354年的蜀国亡，金沙遗址和十二桥遗址没落。梁州一带的盆地，在秦官长李冰父子“都江堰”工程的治理成功后，成都平原成为了当时的“秦人粮仓”和后人的“千里金府”。古梁州为秦再次一统华夏，洒下了不少汗水，在近代为抗击日寇也做出了巨大贡献。自秦以后，古梁州核心地带巴蜀的历史文化发展历程，大家都非常清楚，我就不赘述了!”

　　老子说“始制有名”，“言有君，事有宗”，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一个事物如果开头的定名都不清楚正确，哪后面一定会有很多的错乱不堪!今天四川的文化定名，就存在这个严重的不正问题!而今一些地方性的不知名“文化人”，想借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地方特色的文物，把四川“划”出华夏文明的核心统治版图，搞所谓的“古蜀文化”或“外来文化”，实在是可笑至极!姬英明严肃地说。作为华夏文化人，如果连“西陵”和“蜀山”都没有搞明白，我劝你还是别祸害中华的“蜀”历史文化了!古之西陵，是指人皇伏羲陵之西一带，今天水西的陇南一带。蜀山，是指鸟鼠山，在古雍州陇山之西，生活在此山一带的人，古称蜀山人，后称蜀人。蜀人因炎黄争雄和炎强黄弱的不断争斗，而逼迫迁徙流落至太华山南麓，到商朝时期，因离商王朝的核心区域太近，还被商王多次讨伐。到商衰周崛起时，因随周伐商才得以封蜀侯而壮大。还有，四川人的源流，是非常清楚的!最早的四川人是从陇西南下的马家窑人，这有茂县营盘山遗址为证;最早大批量入川的古人是营盘山人，这有宝墩遗址出土的文物为证。至于广汉三星堆文化，来源已经趋复杂化——既有雍州陇西南下马家窑文化的延续宝墩文化，也有荆州西进赤帝及九黎的文化，还有夏商王朝的中原文化!至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最近国家文物权威部门对三星堆进行c14的严格检测，具体年限是前1199——前1000年。也就是说：三星堆的特殊文化现象，是晚商周初的混乱时代产物，而不是什么正统的文化产物。华夏人的正统信仰核心是敬天法祖，从来都是以“鼎簋”作为最高礼器的，只有不自信的边缘地方，才会用一些巨大的形而下“拟人神像”来展现自信，这实则是不自信的表现，古今中外，盖莫如此!

　　随同探源的团成员，用自己的专业，对姬英明先生以传承结合考古研究及古史册记载所梳理的论断，都表示高度的赞同。韩鸿业副研究馆员表示：考古与历史都是用来求真与鉴真的，正本清源是从事历史考古工作人员的使命。刘兴明副教授表示：历史研究因为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而更加成为真史，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后人又提出三重证据法，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姬英明先生的出山，我们应该加上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传承或者说家族传承。相信在姬先生传承的指引下，会有更多的重要成果问世。张晓周博士认为：中国传统经典，如《周易》《尚书》等，都是经史不分。考古能还原历史真相，帮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更加立体地理解传统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