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靠得住的“中国经验”

6月10日，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扶贫发展中心、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社在京举办全国精准扶贫典型案例第三次发布会。发布会展示了14个全国精准扶贫典型案例，通过案例推介人分享和专家学者的讨论交流，总结了脱贫攻坚实践的可行性经验，为下一阶段如何巩固长效脱贫、衔接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参考。

东西协作，帮扶凝聚强合力

 

 

“中国是一部不同凡响的交响曲，扶贫是其中最壮美的篇章”，中国扶贫发展中心副主任曾佑志在发布会上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全社会共同努力，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为了总结经验成就，中国扶贫发展中心确定了25个案例深入开展总结研究，今年年初产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成果是贫困群众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是各级党委政府坚强领导的生动表现，也是25支研究团队半年多来深入总结的最新成果，是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的有力弘扬，更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精彩昭示。”脱贫攻坚战中，除了中央对贫困地区“自上而下”的扶持外，还实施了东部发达地区同西部贫困地区之间的区域协作。强协作凝聚强合力，通过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扶贫车间、易地搬迁等多种形式，东西部地区形成了帮扶与被帮扶的关系，书写了“山海情”等一大批深入人心的动人故事，为脱贫攻坚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路径。

脱贫攻坚战中，除了中央对贫困地区“自上而下”的扶持外，还实施了东部发达地区同西部贫困地区之间的区域协作。强协作凝聚强合力，通过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扶贫车间、易地搬迁等多种形式，东西部地区形成了帮扶与被帮扶的关系，书写了“山海情”等一大批深入人心的动人故事，为脱贫攻坚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路径。

闽宁即福建-宁夏，象征着两省区协作发展的山海情谊。多年来，闽宁镇 “天上无飞鸟，地下不长草，十里无人烟，风吹沙粒跑”。宁夏永宁县委常委、闽宁镇党委书记张文在发言中说：闽宁镇作为东西部协作的代表缩影，从戈壁滩到金沙滩的蝶变，承载了党中央的关怀和支持，倾注了两省区广大干部的心血，是党的领导下脱贫攻坚的伟大工程一次生动实践。在东西部协作精准扶贫的帮助下，闽宁镇聚焦酿酒葡萄种植、肉牛养殖、文化旅游等特色产业形成了政府引导、企业带动、群众参与的产业扶贫格局，探索出“支部+农户+企业”的产业扶贫模式。

东西部协作为西部地区增添了脱贫新动力。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主持召开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按照总书记的指示，在组织领导、人才支援、资金支持、产业合作、劳务协作等层面加强合作，涌现出多种可借鉴的协作发展模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副区长傅远超在会上介绍了湖州市吴兴区对口支援四川省青川县的经验：通过坚持自身比较优势和青川潜在优势，以相辅相成的方式，以十大工程引领探索形成“基地共建、主体共育、科创共创、营销共促”的“四共”模式，助力吴兴青川打造东西部扶贫协作示范县。2021年初，吴兴对口帮扶四川青川县案例入选《中国减贫学》成为十大案例之一。

东西部协作如何适应形势任务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宝指出，如何在东西部协作过程中更多考虑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对下一个阶段的深化是很重要的。另外，我们对东西协作帮扶考核要避免简单化的方式，未来应关注如何促进东西之间的有效协作、互利和互补。

下一步，东西部协作将如何完善，“山海情”的故事又将书写怎样的新篇章?华中师范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陆汉文提出，首先应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使政府财政资金使用与东西部企业协作能实现更紧密配合。二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把东西部优势互补更充分地发掘出来。三是激活社会力量，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把东部地区的一些社会组织吸引到西部地区，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四是发挥社区的主体作用。

东西部协作过程中，易地扶贫搬迁和扶贫车间作为两种专项扶贫工作模式，获得了广泛应用。

易地扶贫搬迁为生产生活赢得了发展新空间。易地搬迁是解决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而实施的专项扶贫工程，通过挪穷窝、换产业实现拔穷根，以搬迁换脱贫、以搬迁换发展。“十三五”时期全国易地搬迁迁出区范围涉及22个省区市，约1400个县市，搬迁对象960万人，通过精准确定迁出区域和搬迁对象，科学确定搬迁方式和安置方式，创新筹集搬迁资金和使用政策，易地扶贫搬迁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当头炮和先手棋。谈及易地搬迁，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研究员王艳华表示，要进一步加大搬迁人口的扶持。一是围绕安置区的发展，补齐安置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短板。二是进一步完善户籍、就业、社保等配套工作。三是进一步扩大产业、增加就业。

扶贫车间为脱贫增收开辟了就业新渠道，扶贫车间以发展地方产业，创造就近就地就业为主要目标，以产业转移、易地搬迁和传统进路为政策契机，通过精准把握贫困人口的结构特征，把车间建到村、把岗位送到户。这项工作模式在全国各地百花齐放，车间的产业类型、经营主体、组织方式等等都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为贫困人口快速增加了收入，极大地方便了生活，减少了返贫风险。全国累计建设扶贫车间32600多个，吸纳贫困人口家门口就业43万多人，带动406万脱贫人口增收。谈到扶贫车间未来的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吕开宇认为，我们要做好“三个转变”：提升创业能力，增加技能，把扶贫车间概念转化为“帮扶车间”或者“智慧车间”。二是从重视建设向重视管理的转变，三是从支援向互惠的转变。不仅要让小车间发挥大作用，还要让小车间实现大规模化。

生态扶贫，“两山”理论与精准扶贫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两山”理论与精准扶贫思想相结合，生态扶贫应运而生。这是中国脱贫攻坚战中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中国扶贫发展中心副主任罗朝立在推介生态扶贫成果时指出，生态扶贫为解决深度贫困区、重要生态功能区、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体现着在“一个战场”上同时打赢脱贫攻坚与生态治理“两场战役”的“中国智慧”，对世界其他国家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协同实现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生态扶贫将“两山”理论与脱贫攻坚相结合，既保证生态效益又探索经济效益，以较低的脱贫成本、较高的贫困户参与度，以提升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方式，取得重大减贫成效。在经济效益方面，生态扶贫让1600多万贫困人口参与生态产业，通过劳务、分红等方式获得收入实现脱贫。另有部分人口通过生态搬迁、生态治理等方式实现脱贫。截至2020年，生态扶贫累计直接带动2600万人增收扶贫。在生态效益方面，森林覆盖率显著提升、生态系统逐渐稳定、生物多样性逐渐增强。中国率先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生态扶贫在‘两山’理论指引下，让贫困地区换了人间。依靠生态扶贫摆脱贫困的地区接下来将进一步落实生态振兴，这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攻坚一脉相承。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是集边疆、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区、直过民族区为一体的深度贫困地区。怒江州为什么能高质量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怒江州政府副州长王仕平介绍说：靠总书记精准扶贫方略的指引，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怒江州精准落实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州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怒江高质量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实现了区域脱贫、整族脱贫、生态脱贫、素质脱贫。怒江的减贫实践，隐含着普遍性的规律和全球价值，为人类减贫事业提供了怒江样本。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安全就是安身立命之本。怒江立足于全州林业用地面积占国土面积86.77%的现实条件，怒江州以生态脱贫为抓手，加强生态护林员管理、培训机制。在各项政策的带动下，生态护林员户均增收1万元，精准助力5.75万以上的贫困人口稳定增收，占全州贫困人口的35%，实现“一人护林，全家脱贫”的重大脱贫成效，同时担负起保障边境生态和国土安全的重任。通过构建生态政策帮扶链、保护发展链、产业就业链，增加贫困群众的收入，在实现脱贫攻坚中保护绿水青山，在保护发展中创造金山银山， 2020年怒江州被命名为“第四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 ，贡山县被命名为“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行的创造试点基地”。今年4月，云南省委省政府在怒江州召开现场会，提出怒江州今后要建设成脱贫致富示范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区、世界级高山峡谷旅游胜地三个定位。这进一步为怒江接下来的乡村振兴工作指明了道路。

河北省塞罕坝林场的生态变迁之路，是我国又一个生态文明建设的范例。这里的生态环境曾遭到严重破坏，一度成为黄沙遮蔽日、飞鸟无骑树的悲凉之地，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如今塞罕坝的林地已经扩大11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2%，林木蓄积1036万立方米。塞罕坝林场副场长张建华通过讲解塞罕坝人的奋斗史，向与会专家记者介绍了新一代塞罕坝人在继承第一代塞罕坝人的志向基础之上，大胆创新、实践，走出的生态脱贫路。一方面以当地资源带动乡村发展农家游、土特产品开发、采摘等各种业态。另一方面，利用塞罕坝本身在造林绿化、苗木产业方面有独特的技术优势。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生态与苗木产业。此外，塞罕坝林场还积极为当地人提供劳动就业的机会，使这些人年均收入能够增加。在几十年的生态扶贫之路上，塞罕坝林场辐射带动周边区域4万多百姓受益，使得2.2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每年可实现社会总收入达到6亿多元。“十四五”期间，塞罕坝将充分发挥好生态文明建设范例的示范带动作用，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带动周边区域继续加强生态保护，推动生态修复，发展绿色产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构建健康稳定生态高效的生态系统，全面提升周边区域生态服务功能，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首都北部的护城河、防沙屏障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生态扶贫既需要中央顶层框架，也需要地方创造惊喜。中国很大，很多地方都在结合地方特点展开实践，创造出了绚丽多彩的生态扶贫新模式。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左停表示，不管是生态保护还是脱贫攻坚，最重要的落脚点还是民生保障、人民幸福。我们要把人放在生态系统当中，并创造就业机会，创造产业发展的机会，包括文化的产业化等。

“生态扶贫是一项伟大的创举!我们通过生态扶贫解决了贫困地区生态与经济的矛盾，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完美结合。”北京师范大学资源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刘学敏指出，生态扶贫的经验，对于未来乡村振兴也必将释放强劲动能。当中国步入加速减碳时代，农民除了销售农产品以外还可以销售“生态产品”——碳汇。生态扶贫就是要增加碳汇，这是国家的需要、东部地区的需要，这就是为国家做贡献。如果说在农产品销售上，西部跟东部地区还处在不同时代，那么进入生态产品时代，西部就站在了发展最前沿。我们销售生态产品时，就是真正实践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人才培养，激活地区发展内生动力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外部帮扶到内源发展，从以强帮弱到共同富裕，人才始终是激发地区发展内生动力的核心要素，在本次发布的精准扶贫典型案例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针对不同年龄阶段贫困人口，教育扶持、职业技能培训、学前学普等措施以智志双扶为导向，帮助贫困地区摆脱精神贫困，为脱贫地区的后续发展储备了内生动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

树人立德斩穷根，脱贫攻坚的实践见证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意义。通过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师资力量、政策性资助与社会性资助相结合一系列措施，脱贫地区的教育薄弱环节被改善，适龄学生接受教育得到保障。西藏地区、四省涉藏州县、四川凉山等贫困地区实施15年免费教育全面普及，对贫困家庭学生执行“三包”补助和“三免一补”政策，小学、初中入学率得到显著提升，推动了当地人口摆脱精神贫困状态，形成了好学善学的求知氛围。未来阶段，随着脱贫地区教育水平和脱贫人口接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通过教育实现的人才培养成果，也将为地区发展积蓄深厚动力，对乡村振兴工程产生更加长远的影响。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性手段和重要方式。来自曾因“悬崖村”为海内外熟知的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贵斌在发布会上重点介绍了雷波县在脱贫攻坚中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雷波故事”。目前，雷波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综合评估达标率百分之百，公众满意度问卷调查97%，实现了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历史性转变。普通话达标率达到了80%，学前儿童实现了从听不懂普通话、害怕交流道现在能听懂、会说、敢说、会用普通话的彻底改变。雷波中学高考成绩屡创佳绩，特别是2020突破了本科上线400人的大关，同时有两名同学分别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录取。

语言不通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教育贫困的突出表现，教育贫困又是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原因。由于语言不通，适龄儿童求学意愿弱，年轻人外出务工就业受阻，长此以往形成掣肘地方发展的恶性循环，实现地区脱贫，打通语言障碍变得尤为必要。作为彝族主要聚居区的四川凉山地区，通过试点“学前学会普通话”，实现了控辍保学、教育扶贫的有益探索，在第一阶段就覆盖了凉山州内11个深度贫困县幼教点和6个乡镇村级幼教点共2724个，惠及少数民族学龄前儿童11.28万人。“学前学普”不仅为学龄前儿童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后的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还间接给当地家庭传递了文明理念，同时为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创造了条件。《人民日报》经济社会部副主编顾仲阳表示，语言学习、教育扶贫其实是一个长期过程，见效需要周期，学会普通话要持续推进下去，久久为功，才能产生更好更大的社会效果，更有利于助推乡村的全面振兴。

“云南边陲的一些小孩子现在会讲普通话了，以前没有精准扶贫进入到这个村，这将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精准扶贫的一大重要意义：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摆渡。”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陈文胜指出，精准扶贫对贫困乡村发展的重要性，不仅是增加多少投入，更是补齐了现代化短板;为农民带来的不仅仅是收入的增加，更是人的现代化。

劳动力人口是地区发展的中坚力量，开展岗位导向的就业技能训练，能够推动普通劳动力到技术人员的转化，也有利于实现劳动力与就业岗位的有效衔接。以新疆南疆地区为例，通过“国家通用语言+就业技能”的培训模式，当地农民整体素质被提高，农牧民技术培训以及企业实训也提升了当地劳动力的的基本技能。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财务总监、研究员郭建军提到，“人力资源不仅包括教育、上学，更多还由技能的培训、观念的转变。如何让他们走向市场化，需要能力培养，能力培养需要引进龙头企业，以及技能提高培训，这在未来要做很大的努力。”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扶贫研究院副院长万君指出：“短期脱贫靠打工，中期脱贫靠产业，长期脱贫靠教育，通过教育培养本土化人才是可持续脱贫的保障，也是动力，建立起这样的教育扶贫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会是巩固脱贫成果和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竭的源泉。”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乡村振兴阶段，由控辍保学、技术学习，职业人才培养等带来的人才红利也将进一步凸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大格局激发大跨越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2016年~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45.5%用于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用于产业扶持、教育提升、生态保护等等，民族贫困地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获得了跨越式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小珉在点评中说：脱贫攻坚进程中，一大成果是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包括西藏、四省涉藏州县等在内的欠发达民族地区实施定点扶贫、东西协作、对口支援等社会扶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从一个侧面呈现民族地区在祖国大家庭中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图景。东西扶贫协作、对口支援是实现民族地区特别是新疆、西藏及四省涉藏州县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客观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战略选择。实践证明，东西扶贫协作、对口支援等社会扶贫不仅给民族地区带来扶持资金、项目和技术，加快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善了民族地区的民生，而且促进了中央与民族地区的联系，促进了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加深交流交往，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促进民族团结、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进一步起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实现了脱贫攻坚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双推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郑风田谈到，脱贫攻坚大大改变了藏族人民的精神面貌。“北京是对口帮扶西藏，我有一些机会给西藏干部讲课、给西藏农牧民做培训，亲身感受到他们的精神面貌、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用“大扶贫、大格局、大跨越、大趋势”总结了民族地区扶贫的实践。中国的脱贫攻坚实践波澜壮阔，离不开党的领导、制度优势对社会力量的充分调动和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少数民族地区在人均收入、公共服务、人居环境、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跨越，未来要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仍需把握好脱贫过渡期，防止规模性返贫，科学应变，把脱贫攻坚的阶段性政策、区域性政策和特殊性政策转化为乡村振兴的长期性政策、全面性政策和普惠性政策。

今天，国人正站在“十四五“开局、现代化新征程开启的历史性时刻。6月1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赋予浙江重要示范改革任务，先行先试、作出示范，围绕构建有利于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提出6方面、20条重大举措。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

中国扶贫发展中心副主任曾佑志指出：“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起步之年，展望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总结传播全国精准扶贫典型案例，将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事业，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谱写更美的乐章，让全体人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