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子杨访谈 ∣ Hatch Art Project
Hatch Art project非常高兴地宣布武子杨在亚洲的首个个展《美西去了哪里？》（Where Did Macy Go?），作为2021新加坡艺术周的一部分。
《美西去了哪里》（Where Did Macy Go?）是一部11集的视频作品，最初发布在社交媒体“Tik Tok”上。通过对主人公“美西”在疫情中的境遇，其被隔离的生活、死而复生以及寻找祖父农庄的迷离报道，作品讨论了疫情之下旧有社群结构的瓦解，去集体化后以新共同体的产生，儒家服从vs.社会性服从，以及有关远程居家共同体、口罩政治、疫情下的社会公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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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ch: 您能否详细介绍一下为什么新加坡是《美西去了哪里？》首次个展的理想地点？
武子杨：深受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我的项目经常包括建立一个多层次的系统，以触发来自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各种看似无关的元素和主题的碰撞，以探索“第三空间”的复杂性和可能性。对我来说，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是进行这些“中层空间”对话的理想场所：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政治背景，宗教和精神之间进行对话。
新冠的世界化让各国的思想家们轮番登场，从意大利哲学家Giorgio Agemben（乔治·阿甘本）的科技极权主义，到法国哲学家Bruno Latour（布鲁诺·拉图尔）和法国作家François Gemenne（弗朗索瓦·杰曼奈）的相反立场 – 新冠影响下的去全球化带来气候和生态的改善vs.疫情产生的孤立和隔离与对抗气候问题背道而驰，到我的作品中使用的参考 – 西班牙哲学家Paul B. Preciado（保罗·B·普雷西亚多）对远程居家共同体（监控，追踪，评分，居家工作等）的检验。作品同时也受到斯洛文尼亚哲学家Slavoj Žižek（斯拉沃热·齐泽克）和韩裔德国哲学家Byung-Chul Han（韩炳哲）的争论的启发。齐泽克认为大流行让我们重新思考全球资本主义的巨变和重建共产主义。而韩炳哲则持反对意见，因为全球资本主义会快速地集权化恢复，病毒并不能够让我们“思考”或“重新思考”政治，而紧急状态始终是更加强硬的政府体制的借口。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韩炳哲还谈到了东亚各国更成功地处理新冠疫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儒家背景 – 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服从。他的观点很快被其他学者挑战，因为所有的东亚社会早已长期在福科式的结构中运作 – 一种现代的社会性服从。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作品中写下这句台词的原因：“美西式个听话的孩子。小时候听妈妈的话，长大了听爸爸的话。”这里，妈妈指的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儒家服从，爸爸指的是父权制社会中的现代性服从。
左：斯拉沃热·齐泽克；右：韩炳哲；下：《美西去了哪里？》视频静帧
我认为新加坡和上面谈到的许多问题以及争论都直接相关。我十分期待这些中层空间和对话能够在《美西去了哪里？》的展览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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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ch: 从你的艺术教育经历开始 –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学习传统的文艺复兴绘画技术。是什么让你去意大利学习传统文艺复兴艺术？意大利语是你的第二语言，为什么你不考虑永久居住在那里？
武子杨：原因很简单：我想在米开朗基罗曾经工作过的城市并向他无与伦比的作品学习。我记得我总是向朋友们炫耀这位大师的大卫在我们学校的博物馆里，随时都可以参观和学习。
我在意大利的教育经历一直是学校课程和美术馆参观的混合体，从乌菲齐美术馆，到斯特洛奇宫，到威尼斯双年展等。我依然记得2013年我第一次在威尼斯双年展美国馆看到美国艺术家Sarah Sze（萨拉·施）的作品。那时我特别困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它们可以被称作“艺术”。我认为这也说明这些经历对我来说很重要，以及它们对我作为艺术家有多大的影响。
Sarah Sze（萨拉·施），2013年威尼斯双年展美国馆
我离开意大利移居美国的原因，和我从中国到意大利的原因类似：试图获得更多的“中层空间”和跨文化经历。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想到语言时，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交流，还可以使我们了解与之相关的所有特定文化的意识形态。就算我们谈到最普遍/广为人知的词（比如“社会主义”），它对于一个新加坡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正如我上面提到的，所有这些“中层空间”正是我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一直非常警惕一个人呆在某个空间中过长后所产生的世界观的局限性（文化，政治和地域上）。在我们今天生活的算法驱动的社会中，我们每天收到的信息都经过大量的筛选和有针对性的定位，最终将每个人都陷入一个只能遵循并将强自己观念的气泡中。通过不断地移动（包括物理的和虚拟的），我希望能够在最终打破这些“过滤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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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ch: 你是美国的艺术学院的教授，那么是什么让一个人成为艺术家呢？
武子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答案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向。
在我看来，艺术家是通过某种方式（批评，重建等），某种媒介（音乐，诗歌，电影，戏剧，科学，艺术等），在某种特定背景下（地域，文化，政治，社会学等）提出问题的人。
同时，解决问题与提出问题同样重要，即使这可能不是艺术家最擅长的领域（例如，科学家和政治家比艺术家具有更多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艺术家们需要努力建立或成为解决问题的实体。对我来说，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以及与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合作，是我除了作为艺术家提出问题以外，试图解决问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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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ch: 能否从技术的角度引导我们了解《美西去了哪里？》这样的作品是如何开始的呢？
武子杨：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以项目为基础的艺术家。我的作品往往是从一个事件、一个瞬间、一种情绪或一种我能够产生强烈感情的刺激开始的。之后我开始我的研究，包括研究相关的哲学和历史，收集档案和数据，并找到实现该项目最适合的媒介，这个过程通常包括学习新技术或与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合作。
与项目构思、研究和剧本编写相比，我的视频制作过程非常依赖直觉，这可能也和我的绘画背景有关。我通常首先根据剧本构建角色和场景的3D模型（通过MAYA建模，Masterpiece VR和Tilt Brush进行3D绘画和雕塑）和设计模型的材质。在此阶段，我的关注点基本都在美学上：颜色，结构，对比度，组成，纹理等。在一下一阶段，我会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方法来实现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在MAYA中绑定和制作动画；动态捕捉（穿着动态捕捉服表演并将捕捉到的动作连接到3D模型上）；拍摄；摄像机跟踪camera tracking（将动态3D模型放置在真实拍摄场景中）等，最后进行后期编辑。
使用Masterpiece VR进行3D绘画和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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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ch: 您能否介绍一下该项目的哲学和概念？
《美西去了哪里？》的最主要的灵感来自西班牙哲学家Paul B. Preciado（保罗·B·普雷西亚多）在《艺术论坛》上发表的论文Learning From The Virus（《向病毒学习》）。在文章中他写道：
“意大利哲学家Roberto Esposito（罗伯特·埃斯波西托）分析了“共同体”（community）这一政治概念与“免疫”（immunity）这一生物医学和传染病学概念之间的联系。两个词拥有共同的拉丁语词根munus，意即要成为共同体的一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共同体是指由共同的律法和相互间的义务连接到一起的人。在罗马法中，免疫是一种特权，获免疫者不用履行共同体其他成员必须履行的义务。被免除义务者即是获得免疫（immunized）。反过来，被剥夺义务者（ de -munized）则被看作是对共同体的威胁而丧失了所有共同体内的权利。”
Paul B. Preciado（保罗·B·普雷西亚多），Learning From The Virus《向病毒学习》，《艺术论坛》
很长时间以来，当我们讨论Community（社群/共同体）时，更多的是在讨论其具体的分支和表现，如racial community（种族社群）和gender community（性别社群）。普雷西亚多则从更深层的角度去探讨了构成任何共同体/社群的根源以及所有生命政治无一例外的免疫范式：从边境政治（border politics），到由新冠产生的新“远程居家共同体”而带来的疫情下的社会公平问题等。
回到《美西去了哪里？》。在第4章中，通过美西的教授之口，作品引入了“老式共同体”的概念——描绘了一场农庄“共同体”的社群聚会，湖畔，大棚，鲜花，风琴，欧洲啤酒，亚洲烤羊腿，还有姑娘的歌声。与农庄相对应的是Covid-19期间的新的“居家共同体”。在第6章中，作品还原了著名的“海夫纳圆床”（被认为是最著名的居家工作的例子之一），只是比“花花公子”老板的床要高科技一万倍。疫情中的美西被隔离在完美的床上，让工作，娱乐，生产和消费同时发生。各种远程通讯以及电子控制装置通过美西的指尖与新的“共同体”相连，成为一个新的免疫性社群乌托邦。
左：休·海夫纳，芝加哥，1966；右：《美西去了哪里？》视频静帧
作品向我们表明，旧的“共同体”在新冠面前已经成为传说。“去-集体化”+ 远程控制的新“共同体”可能成为生产、消费以及政治控制的新中心，这个中心也同时伴随着诸多人性化的科技诱惑。
作品同时讨论了与疫情相关的敏感话题。比如疫情下的社会公平，表现为无法居家隔离的送餐小哥正在给“完美居家”的美西配送肥肠（第9章）；“Tik Tok”直播带货普雷西亚多、韩炳哲和齐泽克等不同款式哲学口罩，指向了“口罩问题”的文化差异和政治化的倾向。这几位哲学家在疫情期间都发布了哲学、政治和社会的相关言论，有些观点甚至是相反和对立的（第8章）。当逐渐适应了疫情生活的美西在某次为能继续“共同体”社群生活的资格续费时，却因“皮肤显得有点黄”遭到权力官员的拒绝。对新体制彻底绝望的美西之后失踪，音讯全无。（第10章）
《美西去了哪里？》视频静帧
根据美西教授提供的线索，美西可能又去了那个被称为老“共同体”的地方。作品向我们表明，当下的疫情不知何时结束，美西们也不可能明白“后时代疫情”的社会走向。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到曾经的精神庄园，无论如何会是人们一条带有惯性的选择，尽管我们可能已经回不去了。作品结尾的部分，那个老庄园还在，美西曾经流连往返的那个村口也在，鲜花还在，但是村口多了2个戴着袖标的守庄人 - 我们可能面临着Covid-19时代的新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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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ch:艺术家在疫情期间是如何创作的？在COVID-19时代艺术仍然有意义吗？疫情对艺术又产生了什么影响，特别是其对于艺术在社会中的作用的问题？
武子杨：您谈到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正如我上面提到的，艺术家可能会对社会提出各种问题。在COVID-19大流行时代，我认为没有比现在更适宜提出问题的时刻了。
比如一些艺术家研究了新冠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并探索了去全球化（意味着减少贸易，减少旅行等）是否有助于减缓全球气候变暖vs.国家之间应展开更多的国际合作以共同应对这一问题；一些艺术家关注由大流行引起的社会公平问题，例如许多黑色和棕色人种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在高风险的行业中工作；一些艺术家则检验了持续不断的接触者追踪和监视的负面影响等等问题。
我认为过去一年艺术界最大的变化，依然是由George Floid（乔治·佛洛依德）之死，BLM（黑人的命也是命）以及其他许多社会事件带来的。隔离期间人们的愤怒，恐惧，沮丧，孤独，确实使人们希望产生社会系统性的质变。
新冠的另一个重大的影响是经济。因为艺术市场冲击，国家基金和个体捐赠供给的机构大量减少，使得很多的艺术家之间的mutual aid（互助）现象产生，彼此在经济上互相支持，合作，分享机会等等。我认为我们终于认识到了collective effort（集体努力）的力量和重要性。集体努力的概念对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试图做更多可以“解决问题”的事情，比如通过教育（或者我认为教学实际上已经早已成为我的艺术实践的一部分），和通过集体努力的方式实现一些目标，特别是在当今特殊的背景下。我目前正在与艺术家Mark Ramos合作一个由纽约新美术馆的NEW INC，Rhizome和贝尔实验室委托的一个实时模拟游戏项目《互联生态系统》，也希望未来能做更多的合作项目。
《互联生态系统》实时模拟游戏，静帧
《互联生态系统》实时模拟游戏，静帧
我的创作中另外一个很大的改变，是基于我对很多网上展览的反应（这也是由疫情引起的）。 大部分的网上展览都在试图在网上重现线下展览的体验，而我更希望能够利用网络和社交媒体最擅长的功能：转发和分享。这也是我制作了一系列Instagram AR（增强现实）应用的原因（它们也是《美西去了哪里？》项目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这些AR应用已经在Instagram上有超过了100000次的使用。我认为，当数十万的用户发布了它们自己版本的“美西”时，该项目从概念上和地域上都打开了新的维度，我也十分期待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艺术家简介
武子杨，艺术家，现生活工作于纽约和北京，任教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和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并为New Museum新当代艺术博物馆NEW INC项目成员。他的近期实践关注于虚拟世界、数据和算法是如何在高度全球化的后互联网时代以无处不在的隐形作用力去微观异化和重构人类。
罗德岛设计学院艺术硕士，佛罗伦萨艺术学院艺术学士。他的视频，增强现实 (AR)，动态捕捉行为表演，人工智能 (AI)模拟和互动视频装置等在国际不同的展览展出，包括伦敦Annka Kultys画廊，纽约Nancy Margolis 画廊和佛罗伦萨CO2画廊的个展，意大利佛罗伦萨美第奇宫，米兰设计周，美国费城当代艺术博物馆，沃克艺术中心，明尼苏达罗切斯特艺术中心，普罗文登斯当代艺术双年展，罗德岛布朗大学，马里兰学院美术馆，纽约The Hole画廊，奕来画廊和 Microscope画廊，北京今日美术馆和时代美术馆，上海宝龙美术馆和深圳雅昌艺术中心的群展等。
他曾获得众多奖项和驻留机会，包括Residency Unlimited（驻留无限），MacDowell（麦克道威尔）Fellowship，阿尔弗雷德大学电子艺术学院驻留， Northern Lights.mn 和杰罗姆基金会Art(ists) on the Verge Fellowship，独立艺术设计学院协会 AICAD Fellowship艺术教育奖，罗伯特·劳申博格艺术基金会与Artsy优胜奖等奖项。他的作品曾被It’s Nice That，Hypebeast，Artnet，华尔街国际，纽约艺术基金会，Neural杂志，Vie Des Arts杂志，ANTE杂志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