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读南怀瑾先生——兼论1980年代的柳市文化形态

南怀瑾先生是我们伟大的乡贤，是一个让我们仰望的乡前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与他同出一片桑梓，是我等此辈的荣幸。而因这一脉乡土所系，学他读他似乎多了层亲近感。“南园秋高”是我们怀念南先生，学读南先生的一个讲坛。记得当年我劝慰朋友时说过的一句话叫“舞台不在乎大小，戏要精彩”，今天用到这讲坛上，叫讲坛虽小，但办得要有质量，小老乡论大老乡，我们要讲好我们的话。当然，我们明白，学问见识到他那个份上，这世不可能，旁世也不想。“弱水三千里，只取一瓢饮”，这一瓢恰要精华一些才对。

讲南先生我第一想讲的是他的不一样。北大的李零他们攻讦、诋毁他的就是这个不一样。李零说南先生的书“只配文盲半文盲乡野村夫们看看”，方舟子说“南怀瑾没有文凭，信口开河”，这些是谬论，我们懒得费口舌去批驳。南先生为什么招风呀？天下文章一大抄，宋代朱熹注释的论语一千多年，一个调子往下传，有些是流毒，流毒至今。即使到南先生这一代人了，还是朱注的版本，南先生有些不同的讲解，人家就不高兴了。都什么年代了？特朗普总统躺下一个阵爬起一个阵，一惊一乍，天大的事都像吃糖一样，而孔夫子的话说了都几千年了，中间又被朱熹截胡过，却还在那里一个字一个字抠着解读，不能更不能改，想来也有趣。所以我先捧捧南先生的臭脚，给《论语》开头的几句先来个赵批。《论语》开篇三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按现在教科书上的解释是这样的：“学到的知识时常复习，不很愉快吗？有远方的朋友来，不是很快乐吗？当别人不了解自己时，也不生气，不就是君子的风度吗？”三句话东一榔头西一棒的，孔夫子酒喝多了还是怎么的了？读书老是复习，老是炒冷饭，烦不烦啊？朋友如果来是向你借钱的自己又没有钱，还能乐得起来？气都气死了。我认为，这里的这个“而”同三禾“由富而贵，以文化之”的“而”一个意思，“时习之”，随时研习之，或者就如他们说的是时常复习，时习之是个行为动词，或者叫动词短语，是个因，后面有个果，时习之干嘛呀？化书上的东西为己所用，为己所有。读书学道，人家的知识见识都变成自己的了，能不高兴吗？这样说接下来就好解释了，因为我有学问了，我有道了，有人不畏路途遥远、长途跋涉来向我问道，向我请教，和我一起探讨，我很快乐呀。人家不懂乃至三观不同我也不生气，君子不正是这样的吗？孔夫子说诲人不倦嘛。我这“赵批”可能全中国还是第一个，反正也轮不到作范本，准不准确没关系，一家之言，但至少不人云亦云，捧一下南先生臭脚，强化一下这个“不一样”。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的这四十多年，柳市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大标本。从白手起家一跃而成为“中国电器之都”，从偏隅东南沿海一角的贫穷落后的农村迅速完成了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变。所以，我在总结和思考1980年代的乐清尤其是柳市的文化形态时，我宁愿相信南先生是非常乐清的，他与我们1980年代时候的文化形态是一脉相通的。

《学读南怀瑾先生兼论1980年代的柳市文化形态》主题讲座在三禾圆厅举行。

（一）

1980年代，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发展成为时代的最大主题，乐清从此走上了工业快速发展的通道，我这里以柳市为例。史上的柳市，至少在1980年代之前，都是藉藉无名，即使在乐清也无非是一个普通的农村集镇，既没有资源，也没有资金和技术，工业基础几乎为零，但仅仅十几年时间，居然一跃而成了“中国电器之都”，随之社会形态由农业社会而进入了工业社会，所有人都得到了工业化的好处，似乎一切都进行了重塑。一个在柳树下集市买卖柴米油盐的小地方，居然成了中国最大的工业电器的生产和销售中心。

但又有谁想过，柳市当初是凭什么而起的呢？相比中国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广东有近香港近澳门的地理优势，福建有广大台胞侨胞回乡投资的优势，大城市边上的有技术和信息加持的优势，还有的或者原本就有工业的传统优势，可柳市当年是什么也没有呀，她凭什么而起呢？况且那时对柳市不是支持，而是不断地整治和打击。1980年代初打的是柳市的所谓“八大王”，80年代末即1990年“国办”下发了关于对柳市低压电器产品整治的（1990）29号文件，并派出由国家七个部局组成的工作组，加上省市县的一共二百来人。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以国家的名义打这么个弹丸之地的应该不多。中间那些年打打停停的不算，被压路机碾过的产品就达400来吨。柳市为什么老是挨打呢？后来，柳市成了打不死的小强，到2001年国家给了她一块“中国电器之都”的大牌子，这又有谁想过，柳市为什么能打而不死呢?这三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柳市三问”，除了第二个问题外，一和三问的都是凭什么的问题。柳市凭什么而起？柳市凭什么打而不死？有关柳市的文章不少，但触及到这“三问”的不多。

第六届中国电器文化节。

 

而以我的分析，柳市当年凭的不是别的，是她的独特的文化形态碰上了一个千载难遇的机会。这样的论断，或许你听上去会大吃一惊，但却是事实，真实不虚。柳市的十万供销员大军，遍布乡村的数以千万计的家庭工厂，像电器产品博览会似的柳市低压电器一条街，在我国的工业发展史乃至世界工业史上都很独特，却都是突破常规的不按套路出的牌。按套路出牌是常规动作，柳市这是不一样的独特的创造，独特的文化形态被他们发挥和演绎得淋漓尽致。有人或许会问，那过去柳市为什么没冒出来呀？因为过去没有改革开放。一个地方的社会进步，是需要条件和契机的，柳市的历史契机是遇上了改革开放，是有幸挤上了中国工业化的快车，并被一路带着迅跑。所谓挤上，是因为它原本没有座位，是没买票上去的，所以几次都差点被赶下车。

讲这些跟南怀瑾先生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能简单地以为南先生影响了乐清或柳市什么，也不存在乐清或柳市这时期的做法与南先生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我们讲的是两者在地方文化形态上的一脉相通。

 

（二）

什么是地方的文化形态呢？

它是一个学术概念，也是指一个特定社会或一个地方长期形成的具有稳定性的行为模式、符号系统和意义表达，包括语言、习惯、礼俗、礼仪、习俗等等。我把它讲通俗一点，大家好明白些。中午吃了一碗山西刀削面，想起了山西朋友的一句话，他说如果讨个山西婆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可以每天吃不一样的面食，也想起了他吃面的样子，倒些醋进去，搅拌一下，热乎乎呼噜呼噜吃个有味道。山西属内陆高原地区，主要农作物是小麦、玉米、高梁等，是物质的，至于怎么个吃法那就是非物质的了，属饮食文化，归文化形态当中。过去，早上碰上熟人，打招呼是“吃了吗”，现在是“你好”。在传统农耕社会，食物短缺，吃是生存的核心关切，问候“吃了吗”，其实是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心，也是对困境的共情。现在温饱不再是核心，问候语则转向更抽象和普遍化的礼貌表达，其实这是文化形态随社会转型而动态调整的缩影。那么一个地方的文化形态是怎么形成的呢？又由什么去决定的呢？我取汤因比的观点，文化形态是应对环境挑战的产物，它的本质是生存智慧的凝结。

我们说柳市，它的文化形态比较独特，它的独特是由它史上所吃的苦、所受的罪逼出来的，一是偏僻，离城市远，山阻水隔，到上海比今天去欧美的路还长。去杭州翻山越岭，汽车要在沙石公路上颠簸十几个小时，即使去温州也隔着条瓯江，江上无桥便是天堑难越。.也没有什么矿产资源，皇帝不爱，兵家不争，是块冷地。二是吃尽大海的苦头。沧海桑田在葛洪的笔下是个神话故事，而于柳市，它却是一部与大海斗了一千多年的抗争史、血泪史。至少在西汉初期，柳市平原仍是汪洋一片，史称歧海。在柳市境内的古运河长约二十多公里，沿岸带岙的村名就有二十几个。到晋宁康二年（374）乐清已立县了，柳市虽已成陆，但仍是万水所归的泽国之地，台风海啸曾无数次在这片土地上肆虐。县志上诸如“飓风暴雨，人多溺死”“拔树漂屋，浮尸蔽川”之类的记录很常见。清咸丰三年（1853），海水居然可以纵深十几里直抵白石山下，留下一路白花花的海蜇。三是这一口土话，出了温州谁也听不懂，与外界交往困难。

但柳市毕竟生在江南，是一个鱼米之乡，风景如画。向北望去，白石的道士岩和湖横的官山、马鞭山，矗立空际，朝晖夕阴，既明媚又壮丽。境内沃野纵横，大河小流，交错罗列，东南又是海又是江的，气象万千。在文化影响上，儒道的东西多，墨家的也不少。比如敢于逆天改命，勤奋节俭，注重技术和实用主义，墨家的痕迹就很深。“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说是有人说，想也有人想，但最终是讲“有艺不愁穷”，让孩子学一门手艺可以谋生。

柳市有山有海有平原，三大板块，史上不少村镇都有小集市，日中为市，或三日一市，或一旬一市，买卖柴草竹木，鱼虾海鲜，稻谷蔬菜，白石则是每年三月初十大会市。就我所知道的年代，或自产自销或代销，没有哪一个农民是没做过生意的，这里的农人即商人。一招鲜吃遍天，进入市场经济后，这一手派上了大用场，十万供销员就是由十万个会做生意的农民脱变的。1981年柳市“八大王”之一的螺丝大王刘大源，从全国各地采购过来的各种型号、各种规格的螺丝可达17000多种，有些原工厂都不生产了的，他这里也有，一个个体户，这样做生意，怎么可以不火？前面说了，这里的人重学艺，所以手艺人和能工巧匠就多，技术和制造能力也就强。为什么柳市的家庭工厂似乎是一夜之间就能冒出个成千上万来？有这个能力啊！一个会做生意，一个会制造，再加一个我接下来要说的不一样的地方文化性格，三合一构成了柳市文化形态的主要内容，而在这三者之中，地方文化性格最是鲜明。所谓鲜明，即与其他地方比，“大同中有小异，小同中有大异”。

柳市有色金属材料市场外广告牌。

 

（三）

柳市的地方文化性格有哪些呢？一是普遍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词义上解释是对国家民族患难与民众疾苦的忧虑。最早讲这个的是周文王，在殷商覆亡后，他讲“殷鉴不远”，他是忧位，天下是谁家的问题。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是关乎士大夫知识分子人格价值的忧，而于普通民众，则是对自己的疾苦和生存的忧虑，忧时伤己，柳市大体属于这一类。一千多年从海水里过来，“生于忧患”，这苦是长在基因里的，好好的一个家园，明早一场台风海啸，什么都没了。这忧患不是谁贴上去的，无数次的灾难，无数次的“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后，人们还要继续生活，家园还得重建，是明天先来还是台风先到，危机就在门口，并随时有可能发生，所以随时要拼搏上阵，与天斗与地斗成了这方土地上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并进而诱发基因突变，成觉悟成忧患意识，成生存智慧了。这一直等到改革开放，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了，他们没有像北方一些地方的农民那样急不可待地扑回到土地上，而是选择了走出去，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大显神通，崭露头角。直至今日，几十年的奋斗，大部分人逆天改命，功成名就，地方的整体富裕程度在全国都是在顶尖上的，变化之大像梦一样，但谁说自己已经够了？到柳市街头站会儿看看，你会发现行色匆匆的都是本地人。才前几天，碰上一个成都的朋友，成都慢生活是种文化形态，他说看不懂柳市人都那么有钱了，为什么还要拼命地赚钱。他不知道，一千多年打磨出来的东西，是长在根子里、基因里的。

南先生的忧患意识在文化上，面对文化断层他痛心疾首：“一个国家亡了不怕，是可以复国的；最怕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整个亡掉，那就翻不了身了。……不能使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种子断绝。”他说：“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最害怕一辈子太享福、太顺利、太平安了，没有忧患意识，像吃了毒药一样，把自己毒死了。”

柳市的地方文化性格之二是乐观热情，创造力强，胆子大，但随意性也强，社会组织化程度不高。柳市是个有诗情画意的地方，永嘉四灵之一的翁卷就是柳市人。“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行人少，才了蚕桑又种田”，暮春三月，青草池塘，柳岸回风，如此江山多美呀！南先生讲自己如果可以选择投生的话，还愿意再来。这里的人待人热情，礼仪周全，但在1980年代，给人的印象是有一股野性。我想到了孔夫子的说法，“质胜于文”，我们把这句话放在技术语境下理解，打个比喻，乐清雕黄杨很有名，高公博或虞金顺拿到一块木头，首先看它的质，看了看说不是黄杨木，雕不了，那就“质胜文则野”了，不是可雕之料。儒家论人需要的是“文质彬彬”之类的。这里所谓的野，总体感觉是规则意识淡薄一些，胆大，敢闯敢冒，初生牛犊不怕虎之类。倒也是，如果是那么规规矩矩，文质彬彬，当年你破不了计划经济这个“壳”！所谓“破壳”，比如鸡蛋，从里面破出个小鸡，换了幅面孔。计划经济当年是王母娘娘的蟠桃园，低压电器是计划经济的奶酪，柳市人一出道就瞄着低压电器而去，无异于虎口夺食。没点野气没点韧劲，胆子不大，脸皮不厚点，你还真不行。我的一个朋友要找电工班长，可人家连门也不让他进，他便在工厂门口等，见这位班长下班出来，便跟着他的自行车跑，快跑慢跑，跑不动了，第二天就在这里等，继续跟着跑。后来当然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了。事后这朋友说，当时跑得不是腿酸，而是心酸。柳市凭什么而起？这是一个凭。不过话说回来，随性和规则意识弱的利弊可不是一句话能说的了的。在1980年代利大，在后来的城镇规划乡村建设上弊大。

南先生说“千古以来的历史政治，坏于上者十之三四，坏于基层与中间吏治者十之五六。”而柳市的成功，所赖之力在上者三四，民众者五六。回看这一段历史，可读懂什么叫人民的创造力，什么叫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举一个例子，1990年柳市电器城要不要开门营业，成了一个政治上的问题，上面发话说，“第一我没答应，第二我没反对”，说了等于没说，但态度却是明确。那时我在柳市镇当党委书记，见证了柳市人的野和硬，在另一个词典里叫勇敢和坚定。那天早上有点雨，他们说别说是落雨，难怕落铁落冰雹也要开业。硬是扛过来了，才有电器城后来的那么红火，如果软一软，也就可能夭折了。有一次我跟南先生说了这个故事，他听后感叹着说了三个字“强哉矫”，并跟我解释说，这是孔子的概念，当然是赞扬的话啰。

柳市的地方文化性格之三是讲实用，不空谈，敢于离经不敢叛道，忍辱负重，絜得起放得下。在太湖大学堂的有一天，南先生叫李素云老师，一位台湾来的女士，也是南先生的老学生了，带我去太湖边转转，云烟成雨，荷田蛙鸣，周遭景色很是漂亮。回来我跟南先生说，文人也好诗人也罢不能太闲，太闲了毛病就多。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没错，出水带泥巴的是人，出水才知两脚泥嘛，但凡植物都是出水不带泥的。围墙外田野上，稻谷是公主，荷花至多是个丫鬟。可是在文人眼里，丫鬟很高洁，稻谷吃进肚子变成了屎。南先生笑笑没接我的茬，坐着说一会闲话，我站起来要走了，他像给我听也好像是给自己听的，慢悠悠地说，斜风细雨，暮春三月，牧童骑黄牛，诗情画意吧？但当你看到牛背上这孩子面带菜色，又寒又饥的样子，什么名句都成了诅咒和讽刺。总是乡前辈可爱可亲，审美观一致，他虽然离家有年了，但终究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开口就对得上。

实用主义在柳市人身上很突出。安徽小岗村几个农民搞包产到户，被大报小报说了还说，渲染得十分悲壮。可几乎就在那同一个时期，柳市的农民会找一个有月光的夜晚，扁担当尺，在田头量一量，抓个阄便分掉了，一个晚上就搞定，当然后来正式分时是认真的。农业如此，办厂大致也是这样。效益第一，意识形态第N，第一要赚到钱，第二这个钱要赚得有名有目，第三赚的钱方方面面都要顾到。个体户订不了国营厂矿的业务，便想出了“挂户”一法，借集体所有制给自己当“红帽子”戴。

柳市出名后，人们用“神奇”一词赞誉有加。不少朋友也问我，你能给柳市最高的评价或者给打最高分的是哪个事？我说是它的忍辱负重，是它的韧性，是那份从长期的卑微中挣脱和解放出来的顽强意志和敢于超越现实、超越自我的能力和勇气。当人家连传达室的门都不让你进时，当铐着双手踮着脚尖被人挂在窗台上时，当身无分文四处碰壁时，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声色不动。卧薪尝胆的越王之遗风到这一代人得以大发扬呀！在1980年代那一代的创业者中，无论哪一个都是有故事的人，甚至比小说里电影电视剧里的都还要精彩。

至于南先生的忍辱负重我选首他的诗，念几句大家听听。“以亦仙亦佛之才，处半人半鬼之世，治不古不今之学，入无赖学者之林。誉之尊如菩萨，毁之则贬为蟊贼。”多少辛酸在里面啊，他说自己一无是处，一无所有，通透到极致了就是仙是佛了，合肥李鸿章故居里有副对子叫，“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凡天下欲成大事者，没有哪一个不从忍辱负重处得来。南先生如此，李鸿章如此，柳市也如此。

柳川畔的中国电器城（带钟楼的建筑）。

 

（四）

讲到这里，眼前冒出了一个人的形象，少年时候心里的英雄。他是我老家村里的一个划青田船的人，能够在夜雾茫茫水流湍急的瓯江上，一手把桨，躲峰避谷，借浪引舟，却会腾出另一只手，掏出火柴点上香烟慢慢得吸上几口，悠然自得，气定神闲。我把他看成是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勇敢洒脱，达观自信的柳市一种精神的象征、文化象征。一个地方的文化及其形态由这个地方的人组成，然后又去影响这个地方的人。它不仅仅是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纸砚笔墨，吹拉弹唱，它是涵养社会的一种风尚，每一个人都是文化的创造者，引车卖浆、贩夫走卒都是。正如看一个地方文明程度如何？除了看树看路看房子以外，要看这里的人的眼神和脸色。

我们知道，当下社会的变化很大，是日新月异式的，每个早上醒来都有新鲜和陌生的东西出现，AI的出现，带来的改变将会更大更深刻。新文明和旧文明，传统文化和工业文化有过渡，有对接，有传承，但新老文明、新老文化中间有断片，有排斥，有不相容。拿现在的柳市和1980年代比，知识层次高了，物质条件更不可同日而语，人和人的关系，和自然界的关系及至和自身的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明纬度高了。但就这种变化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锅大了，盖小了，盖不住了。这样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物质以及生活方式的变换并没有带来文化精神的提高，反而弱了淡了它应有的亮光。人们习惯只从金钱和财富的角度，去打量和评估周边的人和事。有句话叫贫穷限制了想象，其实富足也会限制想象的。这几十年间，多少人在致富和创业的路上，其兴也勃矣其亡也忽矣，其兴有柳市文化形态的熏陶之功，其败的教训在文化上也能找到。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为我们的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其是运动的，有规律的，就柳市言柳市，其文化形态随着时代的发展正处在不断的升华中，但无论对它的认识和实践需要的都是长期主义和只争朝夕精神的结合，需要全社会性的文化自觉和努力。2009年“三禾”成立时，提出了“由富而贵，以文化之”的理念，这是符合我们的实际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富是物质的，是有钱，而贵是精神的，是值钱，如果放着精神不谈，只是从数字上来看经济和财富的意义，是一种缺失。

现在讲发展大概率就是讲经济发展，但总有一天，讲发展，是会既讲经济也讲文化及其文化形态的。

（本文图片由陈尚云先生拍摄。）